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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咖啡馆与启蒙运动

如果告诉一个16世纪的欧洲人，他的生活甚至国家将会被一种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苦味果实所改变，他一定认为这是疯人的梦呓，就像吃了这种植物后变得兴奋与吵闹的山羊一样疯狂。

这并不令人惊讶，作为欧洲文明之光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对这种名为咖啡的东西一无所知，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16世纪。

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从非洲经阿拉伯半岛被运抵欧洲的咖啡，在欧洲大陆开疆拓土的路途并不顺利，甚至被视为“恶魔的饮料”。

但咖啡却意外地得到了17世纪欧洲思想家们的青睐。

咖啡受到17世纪欧洲思想家们的喜爱。/unsplash

此时的欧洲，正伴随着天文学与解剖学的新发现，对古希腊传统哲学定论发起挑战，理性之光开始在这片大陆上弥散开来。

咖啡恰逢其时，它就是饮品界的伽利略与培根，挑战了欧洲传统酒精饮料的地位，前者使人清醒而振奋，后者让人迟钝而颓靡。

也因此，“对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饮用咖啡象征着他们对古代思想的超越”（《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咖啡打破了当时欧洲社会严苛的阶级分层。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为咖啡唱赞歌，专门写下《咖啡康塔塔》；荷兰的女仆和缝纫女工被一位作家调侃——早上不来一杯咖啡，线都穿不进针眼儿。

当然，咖啡最具时代进步意义的，可能是人们渐趋养成的饮用习惯：到咖啡馆去——不论你是贵族还是商人，抑或是知识分子，想进入咖啡馆，就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

1652年，伦敦诞生了第一家咖啡馆。正如咖啡在欧洲最初登陆时那样，它天然就带有象征意义，是新理性主义的代表物之一。

这就注定了咖啡不仅是饮料，而由其衍生出的咖啡馆也不简单——除了在这里喝上一杯，整个生活百态、思想启蒙与意见交锋都在这里不间断地上演。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政要闻都能在喝一杯咖啡的工夫传遍整个伦敦的咖啡馆。

1712年，《观察家》杂志如此写道：“几年前，镇上有一个人经常以说谎自娱。

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的一家咖啡馆去撒一个谎。

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

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当然，咖啡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方式绝不单单是作为媒介这么简单。

在汤姆·斯丹迪奇看来，“伦敦的咖啡馆成了铸就科学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大熔炉”。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其著作《国富论》的大部分篇章，其中提出的“自由资本主义”概念，影响了当时的立法和政府政策，同时，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至今仍影响犹存。

此时，因为一群喜欢在咖啡馆讨论科学问题的知识分子，勇于创新的咖啡馆精神随之诞生。

在咖啡馆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就弹簧的特性交换意见，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探索航海业、采矿业、制造业的新发明和新方案。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

而今，回溯咖啡登陆欧洲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如汤姆·斯丹迪奇所认为的那样，两大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伦敦的咖啡馆功不可没。

在巴黎，咖啡又催生出了另一种社会样貌。

穿着体面的男女在咖啡馆优雅地轻啜咖啡时，他们身边可能正有酒鬼和赌徒满口胡言乱语、政客们唇枪舌剑……也可能此时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正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一天喝掉12杯咖啡，冷眼旁观咖啡馆里看似混杂无序的状态，思考着咖啡是否真的带来了他们所崇尚的平等社会。

事实上，巴黎的咖啡馆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平等和自由。

也因此，咖啡馆里积蓄着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力量。人们在咖啡馆里即便是窃窃私语，也可能被政府的耳目逮个正着，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有可能被关进巴士底狱。

这在当时的巴黎就像一个悖论，拥有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早已深入社会肌理，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却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金融危机是压垮国王路易十六的最后一根稻草。

1789年7月12日，在富瓦咖啡馆，律师卡米尔·德穆兰倚在一张桌子旁，挥动手枪，高呼：“拿起武器，市民们！拿起武器！”两天后，他们攻陷巴士底狱，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中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一段话，来总结咖啡带给法国的改变：“那些整日聚集在普各伯咖啡馆的人用敏锐的洞察力在他们饮用的黑色饮料深处看见了革命年代的光明。”

吊诡的是，咖啡给欧洲带来了理性之光与革命力量，但当咖啡的原料咖啡豆成为全球贸易商品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在其殖民地建立并扩大咖啡豆种植园，当地人被驱赶进种植园，成为被奴役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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